《禮記‧學記第十八》 《學記》是禮記中的其中一篇,全文一千二百二十九字,為中國史上最早關於教育典籍,跟據郭沫若先生的考證,學記的作者為孟子的學生樂正克。《學記》一篇論述學習的功用,方式,成效,及古代太學(即大學)的教育模式,為人師表的原理和條件,以及尊師重道的意義。 在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時代,中國的教育家孔子打破了官家子弟壟斷知識的局面,他開辦私人學校,把知識授課面推廣至市民階級。在知識廣泛的傳播下,學術出現了百家爭鳴,古代的教育體系亦因此趨向成熟,以至後來儒家學者撰寫編輯《禮記》一書。故此,《學記》一篇的字裡行間亦不乏儒家的思想。 東漢的經學家鄭玄對學記作註:「名《學記》者,以其記人教學之義。」北宋的理學家程頤評《學記》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學記》、《樂記》最近道。」北宋史學家司馬光曰:「《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為禮記之精要。」南宋理學家朱熹曰:「此篇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受之次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言之。」可見後世的大儒對《學記》的權威性都給予相當的認同,特別是程頤,司馬光,皆將《學記》列為《禮記》中最有意義的章節之一。 《學記》第一段開宗明義:如果要化民成俗,那必須要由教學入手。有了教學的必要,才有研究教學的必要,由是《學記》一篇得以面世,《學記》由學校的意義開始闡述:為了化育人民,培育良善風俗,故此有必要辦學,學生為了知道而學,老師則是為了獲得更深層的道而施教。古代的太學有自己一套的規範體系,藉此培養學生的學業及德行,戰國期間的教育弊病在於老師只懂誦讀課本,未有針對學生的程度去協調,也不理學問是否傳授得穩妥,學生對此感到苦惱而對學習熱誠減低。而太學的教育則是因應學生的興趣、進度、成績而有個別的施教,以教喻的方式使學生領會道理,在善學善問的情況下,學習的進度自然會加快。而教學則要由敬師做起,透過敬師來敬知識義理,透過敬知識義理來敬學習,故此老師有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如在君王視學時不必面北。老師一職非屬五官,但五官又必須得到老師的教授才可勝任,同理,老師不屬五服親屬,但缺乏了老師的教導,也就得不到應有的親情。總括而言,老師需要因材施教、善於答問、循序漸進、認識源委、嚴正而受到尊重,這樣義理才可得以傳播。 要評論《學記》一篇章,需由學字開始作定義,《說字解字》曰:學,覺悟也。和現今主要集中在認知領域的學習不同,傳統的學在於對「正道」的領會。 在先秦時代,自然科學尚未興盛,所謂「學」的範疇主要集中於《周禮》、《尚書》、射御等等,總括而言,學習的內容主要在於道德,禮樂和哲理,即使有弓馬的教授,亦是希望藉以修心養性,而不注重其中的技術。 由於目標題材的不同,自然會造成方式態度的不同。換句話說,由於現今教育學習的模式題材和先秦時代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故此《學記》中的道理將變得難以套用、實踐。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上述的引文皆是和道德掛勾的學習態度,特別是最末一項──考核者以學生的德行操守來判斷學生的學業,可見在《學記》中道德和學識基本上是劃上等號的。《學記》曰:「君子曰:大德不官」,意即有才德的君子是一個全方位都可勝任的優秀官員,在儒家的思維模式中,學有成者必然是有德之士。能力和德行兩者既是有別,又密不可分,是故仁君即明君,廉吏即能吏。 這種學德一體的說法在邏輯而言是站不住腳的:既然學即德,德即學,那兩者何以要有不同的定義?才學和德行應該有各自的評審標準,學習的程度應取決於所授知識的深度,而非道德的高度。學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將為師之道和為官長、君王之道作層遞的階梯,這點顯然是值得再加以斟酌的,畢竟為君和為師的工作有所不同,所謂術有專精。套用今天的情況,一個熟讀禮樂的有德大儒也只能執教鞭,而不能使其領導官吏,參與科研、治水、護林或是環保的工作,因為這些皆不是大儒們的專長。 一九五三年,詹姆斯‧杜威‧華生(James Dewey Watson)與同僚佛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劍橋大學共同發現去氧核糖核酸的雙螺旋結構。二人在研究核酸的結構時有過混入鄰近大學旁聽其內部發表會以借鑒的不光彩事件,而華生的說話亦經常惹起爭議,以歧視女性、肥胖者、黑人、同性戀、「愚笨的人」而出名。就私德而言,華生博士無疑是不及格的,但這一切皆無阻他因發現成果而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事實證明,時至今日,即使是德行有損的人,亦可以藉其才學得到廣泛的認同。 |